近几年来，大学毕业生找工难的消息反复见于报端。最近《潇湘晨报》与红网联合针对2006年普通高校应届本、专科生的调查显示，已签约的学生中，签约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了13.1％，1000－1500元的占了34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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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数字表明，毕业生就业难已经呈现出两个向下的趋势，一个是就业率降低，一个是起薪点降低。
这样的趋势，即便只是苗头，也已经令人忧虑，因为它与两种正当的期望严重冲突。一种是毕业生个人的期望。人们很容易批评大学生好高骛远，对薪酬的期望不切实际。但我从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有多少道理。或者说，这种批评是老太太挑柿子，挑软的捏。面对就业困难大家都一筹莫展，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“受害者谴责”。就是对最吃亏的也是最弱的一方摆出架势“教育”一番，你不该这样，你不该那样，等等。其实大学不论是精英教育也好，大众教育也好，它总归是改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“增高器”。既然来了，期望高一些，本身并没有什么错。按照“教育如衣”的理论，录取了一个大学生，等于许诺将来给她/他一套好衣服。可是低于1000元月薪的工作，只是相当于一条裤头。谁好意思建议说，赶快接受吧，否则只能裸奔了。
这种忧虑终究还是因人而异，不说也罢。但糟糕的是，这种低起薪就业的趋势还带来另一种忧虑，就是与社会政策的正当目标相冲突。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要改变“GDP主义”的发展模式。要建立两个指标来满足社会的正当期望，一个是发展要表现为减少贫困，另一个是发展要表现为增加居民收入。然而，如果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中，有接近半数的人只能接受起薪点低于1500元的工作，超过1/10的人低于1000元，极端案例中发现有低于800元的，那么我们要担忧，这里是否正在产生“新贫困”。
“新贫困”与“旧贫困”不同。“旧贫困”可以归咎于外部原因，例如边远地区的落后是由于资源不足，环境不好等等。相应地，解决的方法就是经济发展、教育发展等等。在这里，“发展”被看做是本身“清白”的手段，我们用它来消除贫困。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可以把贫困理解为一种“剩余现象”:贫困是因为发展过程中暂时力有不逮，还未顾及到。
但是“新贫困”的麻烦之处在于，它是随发展而来的。有一个直观的例子，北京
一位贫困大学生春节前帮同学排队买火车票，从中赚差价，结果被警察抓住，近2万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