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玫一年前是陕西北部一个小县城的中学美术教师。因为母亲年老多病和孩子的慢慢长大，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花光了，听说北京美术专业的人才很好找工作，就辞职来北京了。
凭着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个人素质，陈玫没费多大劲就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做设计的工作。但这个公司规定：为防止人才流失，每个月要从工资中扣除500元“工作保障金”，一年下来有6000块，年底时一次性退还。
但忽然这6000块钱就没了着落，原指望12月31日前可以拿到，眼下已经到了1月中旬，老总还没提起。据公司的另外几位同事介绍，他们也有不同数目的所谓保障金被拖欠。记者调查得知，这家广告公司过去的几名设计人员就因待遇等问题“不辞而别”，使得公司很被动，才想出这个怪招的。
到了年终，各媒体上就冒出若干桩“欠薪事件”：
2002年1月17日中午12时，一名湖北籍男子爬上福田保税区一工地近百米高的塔吊60米高处，全身脱得仅剩一条内裤，准备当众跳下；
2003年1月2日，济南民工徐天龙为讨要拖欠的工钱，被包工头指使手下人殴打，气愤之极点火自焚，欲与包工头同归于尽；
2003年1月6日，深圳一民工爬上塔吊以死相逼，向老板讨欠薪……
2002年北京市劳动监察部门共查处拖欠工资的违法单位5318家，为15400名劳动者要回了3030万元的工资。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欣庆告诉记者：“从检查情况看，北京市目前已经查处拖欠工资的违法案件就有600余起。”
据劳动部与社会保障部有关资料，国有企事业单位(不含政府部门)欠发职工工资总额可能高达3000亿元以上。
欠薪暴露立法缺陷
为什么每到年关，都会出现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“追薪潮”？其根源在哪里？
据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介绍，究其原因，大致有以下几种：
一是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，劳动力市场主体不成熟，市场秩序混乱，还没有建立起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一些民营、集体企业法律意识淡薄，不能依照劳动法律法规用工。少数经营者唯利是图，企业管理混乱，缺少相应的制度，随意性较大。
二是政府部门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力量不足，相关政策措施不完善、不健全，难以避免、制止和及时处理欠薪问题。据劳动部有关人士介绍，目前我国仅有劳动监察员4万人，面对的却是上千万家企业，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。据统计，北京市现有60万家用工法人单位，全市劳动监察人员只有1023人。从去年12月6日开始，他们全部投入到“清欠”行动中去了。
关于欠薪原因，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处处长吴安泰说：“一般来说，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，一个是企业经营状况发生了暂时性困难，第二个企业生产资金发生了困难，还有就是企业即将倒闭或破产。但是不管什么情况，只要是拖欠职工工资这种行为发生，就是一种违法行为。”
中国劳动学会夏积智会长认为，我国的劳动法从1994年开始实施起，到现在将近10年了，当时制定的一些条款并没有对目前存在的欠薪问题做出明确解释，而且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也没有对什么是欠薪、如果发生欠薪怎么处罚做出明确规定。
夏会长还告诉记者，劳动法对工资支付办法也有原则性的规定，但是不够具体，什么才是克扣工人工资，怎么样才是不发工人工资，都不具体。发生了欠薪的情况以后怎么办，目前基本上没有这个规定。在他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劳动法进行研究后，他发现这些国家都对上面的几个问题有明确的规定。
“立法的完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”夏会长说，“根据劳动法来制定中国的工资法，工资法要学习国外的做法。一是规定最低工资，二是规定工资支付办法，工资支付办法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禁止企业克扣工资。界定什么叫克扣工资，界定克扣工资到何种程度应受什么样的处罚，政府的力量和有关执法机关的力量要发挥出来。”
业内人士认为，尽管《劳动法》规定劳动行政部门监督检查人员有权进入用人单位检查，但现实中监察员的严重短缺已使该条文成为一纸空文，也使欠薪现象无从监控，只能依赖年关时节运动式的“大检查”，但此时欠薪的结局早已造成。
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劳动者被欠发工资时居然缺乏依法维权的手段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制度缺憾。无疑，尽快立法，严格执法已经刻不容缓。
遭遇欠薪后怎么办
一个广为关注的问题是：一旦遭遇欠薪应该怎么处理？
西安市劳动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，越是临近年关，在劳动纠纷领域，诸如克扣员工保障金、拖欠薪水的现象就越多。他提醒广大企业员工必要时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途径化解。但他同时指出，现在的问题是，《劳动法》对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仅规定了“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、经济补偿，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”。而这对企业而言，根本无关痛痒。不少企业及其老板也正是钻了这个法律漏洞，肆意欠薪或不讲诚信。
为防止欠薪给劳动者带来损失，深圳、上海等地已仿照国外立法，建立起
